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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论儒为诸子之前驱,亦为诸子之后殿


  按,儒为诸子中之最前者,孔子时代尚未至于百家并鸣,可于《论语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各书得之。虽《论语》所记的偏于方域,《国语》所记的不及思想,但在孔丘的时代果然诸子已大盛者,孔丘当不至于无所论列。孔丘以前之儒,我们固完全不曾听说是些什么东西,而墨起于孔后,更不成一个问题。其余诸子之名中,管、晏两人之名在前,但著书皆是战国时人所托,前人论之已多。著书五千言之老子乃太史儋,汪容甫、毕秋帆两人论之已长,此外皆战国人。则儒家之兴,实为诸子之前驱,是一件显然的事实。孔子为何如人,现在因为关于孔子的真材料太少了,全不能论定。但《论语》所记他仍是春秋时人的风气,思想全是些对世间务的思想,全不是战国诸子的放言高论。即以孟、荀和他比,孟子之道统观、论性说,荀子之治本论、正儒说,都已是系统的思想,而孔丘乃是“毋意”“毋必”“毋固”“毋我”的“学愿”。所以孔丘虽以其“教”教出好些学生来,散布到四方,各自去教,而开诸子的风气,自己仍是一个春秋时代的殿军而已。

  儒者最先出,历对大敌三:一、墨家,二、黄老,三、阴阳。儒墨之战在战国极剧烈,这层可于孟、墨、韩、吕诸子中看出。儒家黄老之战在汉初年极剧烈,这层《史记》有记载。汉代儒家的齐学本是杂阴阳的,汉武帝时代的儒学已是大部分糅合阴阳,如董仲舒,以后纬书出来,符命图谶出来,更向阴阳同化。所以从武帝到光武虽然号称儒学正统,不过是一个名目,骨子里头是阴阳家已篡了儒家的正统。直到东汉,儒学才渐渐向阴阳求解放。

  儒墨之战、儒道之战,儒均战胜。儒与阴阳之战(此是相化非争斗之战),儒虽几乎为阴阳所吞,最后仍能超脱出来。战国一切子家一律衰息之后,儒者独为正统,这全不是偶然,实是自然选择之结果。儒家的思想及制度中,保存部落时代的宗法社会性最多,中国的社会虽在战国大大的动荡了一下子,但始终没有完全进化到军国,宗法制度仍旧是支配社会伦理的。所以黄老之道、申韩之术,可为治之用,不可为社会伦理所从出。这是最重要的一层理由。战国时代因世家之废而尚贤之说长,诸子之言兴,然代起者仍是士人一个阶级,并不是真正的平民。儒者之术恰是适应这个阶级之身份、虚荣心及一切性品的。所以墨家到底不能挟民众之力以胜儒,而儒者却可挟王侯之力以胜墨,这也是一层理由。天下有许多东西,因不才而可绵延性命。战国之穷年大战、诸侯亡秦、楚汉战争,都是专去淘汰民族中最精良、最勇敢、最才智的分子的。所以中国人经三百年的大战而后,已经“锉其锐,解其纷,和其光,同其尘”了。淘汰剩下的平凡庸众最多,于是儒家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的稳当道路成王道了。儒家之独成“适者的生存”和战国之究竟不能全量的变古,实在是一件事。假如楚于城濮之战灭中原而开四代(夏、商、周、楚),匈奴于景武之际吞区夏而建新族,黄河流域的人文历史应该更有趣些,儒家也就不会成正统了。又假如战国之世,中国文化到了楚吴百越而更广大,新民族负荷了旧文化而更进一步,儒者也就不会更延绵了。新族不兴,旧宪不灭,宗法不亡,儒家长在。中国的历史,长则长矣;人民,众则众矣。致此之由,中庸之道不无小补,然而果能光荣快乐乎哉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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