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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论战国诸子之地方性


  凡一个文明国家统一久了以后,要渐渐的变成只剩了一个最高的文化中心点,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大。若是一个大国家中最高的文化中心点不止一个时,便要有一个特别的原因,也许是由于政治的中心点和经济的中心点不在一处,例如明清两代之吴会,也许是由于原旧国家的关系,例如罗马帝国之有亚历山大城,胡元帝国之有杭州。但就通例说,统一的大国只应有一个最高的文化中心点的。所以虽以西汉关东之富,吴梁灭后,竟不复闻类于吴苑梁朝者。虽以唐代长江流域之文华,隋炀一度之后,不闻风流文物更炽于汉皋吴会。统一大国虽有极多便宜,然也有这个大不便宜。五季十国之乱,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个时期了,不过也只有在五季十国那个局面中,南唐西蜀乃至闽地之微,都要和僭乱的中朝争文明的正统。这还就单元的国家说,若在民族的成分颇不相同的一个广漠文明区域之内,长期的统一之后,每至消磨了各地方的特性,而减少了全部文明之富度,限制了各地各从其性之特殊发展。若当将混而未融之时,已通而犹有大别之间,应该特别发挥出些异样的文华来。近代欧洲正是这么一个例,或者春秋战国中也是这样子具体而微型罢?

  战国诸子之有地方性,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均给我们一点半点的记载,若《淮南·要略》所论乃独详。近人有以南北混分诸子者,其说极不可通。盖春秋时所谓“南”者,在文化史的意义上与楚全不相同(详拙论《南国》),而中原诸国与其以南北分,毋宁以东西分,虽不中,犹差近。在永嘉丧乱之前,中国固只有东西之争,无南北之争(晋楚之争而不决为一例外)。所以现在论到诸子之地方性,但以国别为限不以南北西东等泛词为别。

  齐燕附 战国时人一个成见,或者这个成见正是很对,即是谈到荒诞不经之人,每说他是齐人。《孟子》:“此齐东野人之语也。”《庄子》:“齐谐者,志怪者也。”《史记》所记邹衍等,皆其例。春秋战国时,齐在诸侯中以地之大小比起来,算最富的(至两汉尚如此),临淄一邑的情景,假如苏秦的话不虚,竟是一个近代大都会的样子。地方又近海,或以海道交通而接触些异人异地,并且从早年便成了一个大国,不像邹鲁那样的寒酸。姜田两代颇出些礼贤下士的侯王。且所谓东夷者,很多是些有长久传说的古国,或者济河岱宗以东,竟是一个很大的文明区域。又是民族迁徙自西向东最后一个层次(以上各节均详别论)。那么,齐国自能发达他的特殊文化,而成到了太史公时尚为人所明白见到的“泱泱乎大国风”,正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。齐国所贡献于晚周初汉的文化大约有五类(物质的文化除外)。

  甲、 宗教 试看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《封禅书》,则知秦皇、汉武所好之方士,实原自齐,燕亦附庸在内。方士的作祸是一时的,齐国宗教系统之普及于中国是永久的。中国历来相传的宗教是道教,但后来的道教造形于葛洪、寇谦之一流人,其现在所及见最早一层的根据,只是齐国的神祠和方士。八祠之祀,在南朝几乎成国教,而神仙之论,竟成最普及最绵长的民间信仰。

  乙、 五行论 五行阴阳论之来源已不可考,《甘誓》《洪范》显系战国末人书(我疑《洪范》出自齐,伏生所采以入廿八篇者),现在可见之语及五行者,以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为最多。荀子訾孟子、子思以造五行论,然今本《孟子》《中庸》中全无五行说,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中却有一段,记邹衍之五德终始论最详:

  齐有三邹子。其前邹忌,以鼓琴干威王,因及国政,封为成侯,而受相印,先孟子。其次邹衍,后孟子。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,不能尚德,若《大雅》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,乃深观阴阳消息,而作怪迂之变,《终始》《大圣》之篇十余万言。其语闳大不经,必先验小物,推而大之,至于无垠。先序今以上至黄帝,学者所共术,大并世盛衰,因载其祥度制,推而远之,至天地未生,窈冥不可考而原也。先列中国名山、大川、通谷、禽兽,水土所殖,物类所珍,因而推之及海外,人之所不能睹。称引天地剖判以来,五德转移,治各有宜,而符应若兹。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,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。中国名曰赤县神州,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,禹之序九州是也,不得为州数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,乃所谓九州也,于是有裨海环之。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,如一区中者,乃为一州。如此者九,乃有大瀛海环其外,天地之际焉。其术皆此类也。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,君臣上下六亲之施,始也滥耳。王公大人初见其术,惧然顾化,其后不能行之。是以邹子重于齐。适梁,梁惠王郊迎,执宾主之礼。适赵,平原君侧行撇席。如燕,昭王拥篲先驱,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,筑碣石宫,身亲往师之,作《主运》。

  邹子出于齐,而最得人主景仰于燕,燕齐风气,邹子一身或者是一个表象。邹子本不是儒家,必战国晚年他的后学者托附于当时的显学儒家以自重,于是谓五行之学创自子思、孟轲,荀子习而不察,遽以之归罪于思、孟轲,遂有《非十二子》中之言。照这看来,这个五行论在战国末很盛行的,诸子、《史记》不少证据。且这五行论在战国晚年不特托于儒者大师,又竟和儒者分不开了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:

  卢生说始皇曰:“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,类物有害之者。方中,人主时为微行,以辟恶鬼,恶鬼辟,真人至。至人主所居,而人臣知之,则害于神。真人者,入水不濡,入火不爇,陵云气,与天地久长。今上治天下,未能恬倓。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,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。”于是始皇曰:“吾慕真人,自谓真人,不称朕。”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,复道甬道相连,帷帐钟鼓美人充之,各案署,不移徙。行所幸,有言其处者,罪死。始皇帝幸梁山宫,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,弗善也。中人或告丞相,丞相后损车骑。始皇怒曰:“此中人泄吾语。”案问,莫服。当是时,诏捕诸时在旁者,皆杀之。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。听事,群臣受决事,悉于咸阳宫。侯生、卢生相与谋曰:“始皇为人,天性刚戾自用,起诸侯,并天下,意得欲从,以为自古莫及己。专任狱吏,狱吏得亲幸,博士虽七十人,特备员弗用。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,倚办于上。上乐以刑杀为威,天下畏罪,持禄莫敢尽忠。上不闻过而日骄,下慑伏谩欺以取容。秦法,不得兼方,不验,辄死。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,皆良士,畏忌讳谀、不敢端言其过。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,上至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,不中呈,不得休息。贪于权势至如此,未可为求仙药。”于是乃亡去。始皇闻亡,乃大怒曰:“吾前收天下书,不中用者尽去之,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,欲以兴太平,方士欲练以求奇药。今闻韩众去不报,徐市等费以巨万计,终不得药,徒奸利相告日闻。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,今乃诽谤我,以重吾不德也。诸生在咸阳者,吾使人廉问,或为妖言,以乱黔首。”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,诸生传相告引,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,皆坑之咸阳,使天下知之,以惩后。益友谪徙边,始皇长子扶苏谏曰:“天下初定,远方黔首未集,诸生皆诵法孔子,今上皆重法绳之,臣恐天下不安。惟上察之。”始皇怒,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。

  这真是最有趣的一段史料,分析之如下:

  一、卢生等只是方士,决非邹鲁之所谓儒;

  二、秦始皇坑的是这些方士;

  三、这些方士竟“皆诵法孔子”,而坑方士变做了坑儒。则侈谈神仙之方士,为五行论之诸生,在战国末年竟儒服儒号,已无可疑了。这一套的五德终始阴阳消息论,到了汉朝,更养成了最有势力的学派,流行之普遍,竟在儒老之上。有时附儒,如儒之齐学,《礼记》中《月令》及他篇中羼入之阴阳论皆是其出产品。有时混道,如《淮南鸿烈》书中不少此例,《管子》书中也一样。他虽然不能公然的争孔老之席,而暗中在汉武时,已把儒家换羽移宫,如董仲舒、刘向、刘歆、王莽等,都是以阴阳学为骨干者。五行阴阳本是一种神道学(Theology),或曰玄学(Metaphgiscs),见诸行事则成迷信。五行论在中国造毒极大,一切信仰及方技都受他影响。但我们现在也不用笑他了,十九世纪总不是一个顶迷信的时代罢?德儒海格尔以其心学之言盈天下,三四十年前,几乎统一了欧美大学之哲学讲席。但这位大玄学家发轨的一篇著作是用各种的理性证据——就是五德终始一流的——去断定太阳系行星只能有七,不能有六,不能有八。然他这本大著出版未一年,海王星之发见宣布了!至于辨氏Dialektik,还不是近代的阴阳论吗?至若我们只瞧不起我们二千年前的同国人,未免太宽于数十年前的德国哲学家了。

  丙、 托于管晏的政论 管晏政论在我们现在及见的战国书中并无记之者(《吕览》只有引管子言行处,没有可以证明其为引今见《管子》书处),但《淮南》《史记》均详记之。我对于《管子》书试作的设定是,《管子》书是由战国晚年汉初年的齐人杂著拼合起来的。《晏子》书也不是晏子时代的东西,也是战国末汉初的齐人著作。此义在下文殊方之治术一篇及下一章《战国子家书成分分析》中论之。

  丁、 齐儒学 这本是一个汉代学术史的题目,不在战国时期之内,但若此地不提明此事,将不能认清齐国对战国所酝酿汉代所造成之文化的贡献,故略说几句。儒者的正统在战国初汉均在鲁国,但齐国自有他的儒学,骨子里只是阴阳五行,又合着一些放言侈论。这个齐学在汉初的势力很大,武帝时竟夺鲁国之席而为儒学之最盛者,政治上最得意的公孙弘,思想上最开风气的董仲舒,都属于齐学一派。公羊氏《春秋》,齐《诗》,田氏《易》,伏氏《书》,都是太常博士中最显之学。鲁学小言詹詹,齐学大言炎炎了。现在我们在西汉之残文遗籍中,还可以看出这个分别。

  戊、 齐文辞 战国文辞,齐楚最盛,各有其他的地方色彩,此事待后一篇中论之(《论战国杂诗体》一章中)。

  鲁 鲁是西周初年周在东方文明故域中开辟一个殖民地。西周之故域既亡于戎,南国又亡于楚,而“周礼尽在鲁矣”。鲁国人揖让之礼甚讲究,而行事甚乖戾(太史公语),于是拿诗书礼乐做法宝的儒家出自鲁国,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情。盖人文既高,仪节尤备,文书所存独多,又是个二等的国家,虽想好功矜伐而不能。故齐楚之富、秦晋之强,有时很足为师,儒之学发展之阻力,若鲁则恰成发展这一行的最好环境。“儒是鲁学”这句话,大约没有疑问罢?且儒学一由鲁国散到别处便马上变样子。孔门弟子中最特别的是“堂堂乎张”和不仕而侠之漆雕开,这两个人后来皆成显学。然上两个人是陈人,下两个人是蔡人。孔门中又有个子游,他的后学颇有接近老学的嫌疑,又不是鲁人(吴人)。宰我不知何许人,子贡是卫人,本然都不是鲁国愿儒的样子,也就物以类聚跑到齐国,一个得意,一个被杀了。这都是我们清清楚楚的认识出地方环境之限制人。墨子鲁人(孙诒让等均如此考定),习孔子之书,业儒者之业(《淮南·要略》),然他的个性及主张,绝对不是适应于鲁国环境的,他自己虽然应当是鲁国及儒者之环境逼出来的一个造反者,但他总要到外方去行道,所以他自己的行迹,便也在以愚著闻的宋人国中多了。

  宋 宋也是一个文化极高的国家,且历史的绵远没有一个可以同他比,前边有几百年的殷代,后来又和八百年之周差不多同长久。当桓襄之盛,大有殷商中兴之势,直到亡国还要称霸一回。齐人之夸、鲁人之拘、宋人之愚,在战国都极著名。诸子谈到愚人每每是宋人,如《庄子》“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,越人断发文身,无所用之”;《孟子》“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”;《韩非子》宋人守株待兔。此等例不胜其举,而《韩非子》尤其谈到愚人便说是宋人。大约宋人富于宗教性,心术质直,文化既古且高,民俗却还淳朴,所以学者辈出,思想疏通致远而不流于浮华。墨家以宋为重镇,自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  三晋及周郑 晋国在原来本不是一个重文贵儒、提倡学术的国家,“晋所以伯,师武臣之力也”。但晋国接近周郑,周郑在周既东之后,虽然国家衰弱,终是一个文化中心,所以晋国在文化上受周郑的影响多(《左传》中不少此例)。待晋分为三之后,并不保存早年单纯军国的样子了,赵之邯郸且与齐之临淄争奢侈,韩魏地当中原,尤其出来了很多学者,上继东周之绪,下开名法诸家之盛,这一带地方出来的学者,大略如下:

  太史儋 著所谓《老子》五千言(考详后)。关尹不知何许人,然既为周秦界上之关尹,则亦此一带之人。

  申不害、韩非 刑名学者。管、晏、申、韩各书皆谈治道者,而齐晋两派绝异。

  惠施、邓析、公孙龙 皆以名理为卫之辩士。据《荀子》,惠施、邓析,一流人。据《汉·志》,则今本《邓析子》乃申韩一派。

  魏牟 放纵论者。

  慎到 稷下辩士。今存《慎子》不可考其由来,但《庄子》中《齐物论》一篇为慎到著十二论之一,说后详。

  南国 “南国”和“楚”两个名辞断不混的。“南国”包陈、蔡、许、邓、息、申一带楚北夏南之地,其地在西周晚季文物殷盛(详说论《周颂》篇),在春秋时已经好多部分入楚,在战国时全入楚境之内了。现在论列战国事,自然要把南国这个名词放宽些,以括楚吴新兴之人众。但我们终不要忘,楚之人文是受自上文所举固有之南国的。胜国之人文,新族之朝气,混合起来,自然可出些异样的东西。现在我们所可见自春秋末年这一带地方思想的风气,大略有下列几个头绪:

  厌世达观者 如孔子适陈、蔡一带所遇之接舆、长沮、桀溺、荷蓧丈人等。

  独行之士 许行等。

  这一带地方又是墨家的一个重镇,且这一带的墨学者在后来以偏于名辩著闻。

  果下文所证所谓苦县之老子为老莱子,则此一闻人亦是此区域之人。

  秦国 秦国若干风气似晋之初年,并无学术思想可言,不知《商君书》一件东西是秦国自生的政论,如管晏政论之为齐学一样?或者是六国人代拟的呢?

  中国之由分立进为一统,在政治上固由秦国之战功,然在文化上则全是另一个局面,大约说来如下:

  齐以宗教及玄学统一中国(汉武帝时始成就)。

  鲁以伦理及礼制统一中国(汉武帝时始成就)。

  三晋一带以官术统一中国(秦汉皆申韩者)。

  战国之乱,激出些独行的思想家;战国之侈,培养了些作清谈的清客。但其中能在后世普及者,只有上列几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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